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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2019年专题综述

七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民族文学》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综述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中国2019年的大事,为此,《民族文学》特设全年主题专栏,并推出第九期、第十期两个专号。这些专栏专号作品,聚焦了少数民族70年来最值得关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尤其可贵的是,它们并不因“庆祝”的主题而流于浮泛的歌颂,在文学品位和内容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干预生活的力度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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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过得怎么样?即贫富问题,是一个首先应该关心的问题,也是一切关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老少边穷”这个特定词汇,就可以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2019年《民族文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的首要内容,就是扶贫问题。写得最好的,也集中在这一主题上。事实上,这一主题也是《民族文学》一以贯之地关注的重点。可以说,再没有哪一本文学刊物,像《民族文学》这样执着地关注民生疾苦问题。
 
  向本贵(苗族)的小说《上坡好个秋》(6期)、吕翼(彝族)的小说《马腹村的事》(7期),王蕾(黎族)的散文《什荣:你不再遥远》(3期)、彭愫英(白族)的散文《追梦高黎贡山》(3期)、刘晓平(土家族)的散文《高山上的花园》(9期),许敏(壮族)的散文《“广西了不得!”》(11期),都是写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
 
  向本贵的《上坡好个秋》,有一种久违的赵树理风格,非常接地气。它几乎囊括了当下农村扶贫中会遇到的所有问题。
 
  张兴祥是单位的主要领导,原本是不会下乡扶贫的,只因市里对有扶贫任务的单位提出了硬标准的考核要求,他才来到了对口扶贫村上坡村。上坡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是王成旺一人兼任的,其他村干部都进城打工了,村里只剩他一人主政。张兴祥一来就了解上坡村的人口、田地、收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贫困户的建档立卡等,王成旺只有一句话:上坡村的事情很难办。张兴祥的工作目标首先是摘掉村里六个特困户的贫穷帽子,同时对其他的困难户重点扶持。马上就有一个需要攻坚脱贫的特困户刘生原找上门来了。刘生原是一个长得有模有样的小伙子,却油头滑脑好吃懒做,只因娶不上媳妇,扶贫要求是:给我找个老婆。这是一个让人想起赵树理笔下的“小腿疼”“吃不饱”之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农村几乎世世代代都有,俗称懒汉二流子。但刘生原这种新型懒汉二流子的产生,又带着新的时代特点。他去城里打工被骗,拿不到工钱;回来在镇上打工并谈上恋爱,但女孩父母要十五万彩礼钱,他拿不起;而且彩礼行情见涨,从十五万到二十万、二十五万……他永远追不上;最终,他破罐子破摔了。许多农村姑娘进城打工后不再回来,留在农村的姑娘以稀为贵,农村小伙娶妻难,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农村流传八大怪,光棍多就是其中一怪。还有一怪是:扶贫物资下乡来,懒汉比谁跑得快。因为生活无望,人的自尊度就大大降低了。对此,王成旺都有牢骚:“扶贫工作有百利但也有一个不足。要我说,扶贫但决不能扶懒。没饭吃让他们饿死,没衣穿让他们冻死。如今的好政策娇惯出来的毛病,还有脸要你扶贫工作队给他找老婆。”但张兴祥没有这么简单看待问题,他试图走近刘生原,从根子上解决他的贫困问题。他把恋爱时老婆织的毛衣送给刘生原穿,他在刘生原夜里作恶学鸡叫时来到他臭气烘烘的家,钻进他臭气烘烘的被窝,与他零距离交流。当他听到刘生原说“只要是女人,跛脚的瞎眼的我都要”“我讨女人只要能睡觉,能生孩子,就心满意足了”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还有一种隐隐的疼痛”。他是带着感情来的,他是用心在扶贫。因此,当张兴祥带领村民选择脱贫致富项目,造册登记扶持资金时,刘生原头一次没有捣乱闹事上访。王成旺竖起大拇指说,“这样的事情,只有你张干部做得到,去年县里来的那个女干部,看见刘生原就把鼻子捂起来了。你张干部是我们农民群众的贴心人,上坡村真要在你的手里变了样子,大家都会记着你的恩情。”
 
  王成旺说的女干部,是一个文化局的年轻女干部,能说会道,还会写锦绣文章,可是,在上坡村待了半个月就不肯再来了,年底县里验收,“五改三整”不合格,“二精准”根本没有做,挨了批,最后哭着回去的。扶贫绝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必须扑下身子去干工作,比如张兴祥所做的:先是带着六户特困户和部分困难户参观邻村的养殖大户,桃梨果园和大棚蔬菜,过后又从市里请来几个技术人员讲大棚蔬菜的种植技术,桃梨果木的栽培和管理,家禽家畜的科学喂养,最终才定下来两户人家准备办果园,两户人家准备办养猪场,一户人家准备种大棚蔬菜,一户人家准备养蜜蜂。张兴祥为第一特困户刘生原所做的,更是根本性地改变其人生轨迹:他通过自己的关系,在一位老板的公司为刘生原解决了就业,进而解决了他的“光棍”问题,刘生原就再也不可能是一个懒汉二流子了。果然是仓廪实而后知礼仪。
 
  张兴祥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确实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扶贫干部。张兴祥在王成旺家搭伙,他对王成旺老婆说:“不要把我当成市里来的扶贫干部,就当是你们家的亲戚,有什么话就对我说,有什么事就叫我一声。”王成旺说:“扶贫干部有三怕,一怕对口扶持户不配合,二怕上面来人检查,三怕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但是,只要有了张兴祥这样的心贴心做实事的态度,还何怕之有呢?张兴祥对于农村问题还有更深的思考,而且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当王成旺抱怨一些专家教授不够实事求是随意指点时,张兴祥衷心希望:我们的专家教授,不但要心想着农村和农民,还要放下身段,到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来,走一走,看一看,甚至生活一些日子,是一定会给农民群众提出更多有益的、实用的,还能见效快的建议的吧。——可见其心切。这也是作者对于解决农村问题的一片拳拳之心。
 
  《上坡好个秋》的语言也非常贴近乡土。比如,写张兴祥作为单位主官却下来扶贫的原因:有扶贫任务的单位格外地紧毛了。写邹桂花在夏日农田里:一副汗爬水流的样子。“紧毛”“ 汗爬水流”,这都是当地语言,能迅速把读者带到上坡村的语境里去。再比如,上坡村的农民赵成启因过失致人死命而去服刑时,所做的事就是在西湖农场挑大粪桶,于是,上坡村人就用“去西湖农场挑大粪桶”来代指犯法服刑这件事了,颇具赵树理的农民式的幽默。

  吕翼的《马腹村的事》中的主人公是马腹村的扶贫队长泽林。与张兴祥不同,泽林在原单位省住建局只是一个看图、查资料、写文件的普通干部,单位要有一位干部下村挂任扶贫队长,泽林是正科级,他所在的那个处即将有一个副处级位置空出来,泽林最适合,但厅里分管扶贫的领导找他谈话说,提拔得有基层工作的经历,于是泽林就来到了马腹村。泽林觉得此地民风淳朴,自然环境比大城市好,自己有机会过过新生活,挺不错的。问题自然是有,但泽林用积极态度去应对,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成绩,出山公路修成,他也不要村民们宰羊跳舞放鞭炮感谢,他原本就是一个低调的人,当前清风正气的形势更使他杜绝奢靡之风。
 
  在为村民筹建新房的问题上,泽林遇到了困难:一个叫尔坡的村民不配合。尔坡的祖上曾是马腹村的头人,所以他家的宅子曾经很显赫,但年久失修,即将毁于一旦。尔坡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只有结婚时匆匆忙忙回来过一次,婚礼没办成,他一去不复返。根据一些迹象,尔坡似乎又曾经回来过。金沙江边的风俗是要在堂屋正面的墙上悬挂祖先的灵筒,灵筒只能守在老屋,不然,魂不守舍,祖先回不来。仙逝的人有三个灵魂:一魂归赴祖界,一魂留守葬地,一魂入灵筒。驻守在灵筒的,须供在老家的正堂屋,和家人在一起,不能带走。尔坡祖先的大灵筒旁边挂的小灵筒,是尔坡的。活着的成年男人也有灵魂,外出就得挂。没有子嗣挂外面,有了子嗣就移进来。尔坡家的小灵筒移进堂屋了,由此推断,尔坡是回来过,而且已经有了孩子。金沙江边的人非常注重灵魂的归宿,作恶者的灵筒是不能进堂屋的,高尚者和贡献多者,灵筒则可以挂得高一些。
 
  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小说把尔坡婚礼未成的原因隐下不表,只写尔坡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意失联,偶尔联系上一次也是神秘不吐真言,所以,村里不知他究竟是落魄还是发达。根据他自己提供的落魄状况,泽林把他上报为建档立卡户,每月给他往银行卡发放政府补助。现在,泽林申请把他家的房子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对本地发展旅游产业也有利。建房的政策是自己建房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因此,必须找到他。但村主任木惹跟尔坡有过节,只有泽林亲自去找。
 
  泽林在省城的烂尾楼见到了尔坡,尔坡说自己的血汗工钱都葬在这里了,自己一无所有,也只有栖身在这里。看着尔坡近似于“讨口”的生活,“泽林心里一酸,差点儿流出眼泪。”他马上原谅了尔坡此前的撒谎。恰好此时,泽林的儿子打电话来了。原来泽林的家庭也有一系列的问题:他的妻子季老师是省城小学老师,家里都是季老师在操心。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参加入职考试,二十七八岁还没考到合适的岗位,没有收入。泽林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妻子却更为家庭的未来着想,她做了一笔投资,结果被骗;捉襟见肘为儿子买房,结果成了烂尾楼。因此,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儿子打电话来就是让泽林关心妻子的状况。泽林不仅尊重金沙江边人的信仰,他自己也有朴素的信仰或者说做人的原则:他向善、诚恳、认真。不拿不该拿的,不吃不该吃的,不去不该去的,是他的准则。所以,他是一个清贫的人。在投资买房这样的事上,泽林是被动的,当妻子为房子的首付找他时,他正在马腹村为村民建房的事进行实地考察,他拿不出钱,只能打开视频聊天,让妻子看那些快要倒塌的老屋,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难多了。”但这并不能平衡妻子的心理,她说:“贫困户房子破了,有人管。我的破了,谁来管?儿子找不到工作,谁来管?”这是一个扶贫干部妻子的心声。作为一篇扶贫主题的小说,《马腹村的事》没有回避扶贫干部本身的困难,可以说,扶贫的人本身也需要被“扶贫”。
 
  扶贫干部尽管自身物质匮乏,却仍然要拿出心力热力来使扶贫对象脱贫,其精神就更加升华而触动人心。
 
  这篇小说的构思精巧处在于,泽林当时所处的,正是自己家买的烂尾楼。他为村民建新房而辛苦追踪尔坡,相见处却正是自己家的烂尾楼。尔坡听着泽林跟儿子的电话,心里五味杂陈。“他一直以为,这些所谓吃国家饭的人,有吃不完的饭,用不完的钱,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想不到,他们也有他们的疼。他们为了房,为了生活,居然也会不快乐。”
 
  泽林打完电话,与尔坡一起烧火烤土豆吃,两人边吃边聊,心理距离终于拉近。尔坡讲自己打工的辛酸,也讲对马腹村人的失望,包括把他家的房子用来做牛厩。他还认为,木惹一直在整他。泽林一一给他澄清误会,并给他看县上发的“关于马腹村头人文物保护单位核准的通知”。泽林说:“这下,你祖上留下的房子,修缮、管理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国家的事,是马腹村的事。经费呀什么的,不用你操心了。”尔坡向泽林深深鞠躬道谢:“对不起啦,我们山里长大的人,就是有个小脾气。如果连祖先的灵筒都没有置放的地方,那就真的要完蛋了。泽林队长,你这样帮助我,我代表祖先谢谢你!”两人靠着水泥墩子烤着火,坐了一夜聊了一夜,临走时,自家已经很困难的泽林,还掏出两百块钱递给尔坡,让他买米买厚棉被,尔坡接过那滚烫的钱,眼睛红了,心里酸了,泽林眼眶也湿了。
 
  无独有偶,《上坡好个秋》中,也有一个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深夜促膝交谈的情节。扶贫干部怎样深入扶贫对象的心?怎样算是同甘共苦从而把扶贫工作做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感化是要用心的,温暖是要用行动的,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动作,是扶贫工作真正做到家的最好体现。美国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写:“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要想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摈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和多彩。”这两篇小说中的两位扶贫干部所做的,无疑就是这样的事情。

  在泽林的感化下,尔坡回到了马腹村,留下了据说是借来的三十万,让村里把自己家的房子按村民活动场所的标准来建。房子修好后,尔坡带着老婆回来了。原来这些年在外,他们早已奋斗成功,做了公司老板,之所以装穷不回来,是因为对马腹村失望。尔坡当年娶妻时,说好借木惹家的房子做新房,木惹老婆临时拒绝,使尔坡背着老婆无处安放,惹怒岳父家。他从此对马腹村结下仇恨,再不回来。他的装穷,其实是对马腹村人感情的考验。金沙江边的人们,耿直好义重荣誉,但固执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容易结冤家,一结就是世代为仇。当然,重仇的人必然也会重义。这一次尔坡回来,木惹媳妇重新帮他补办婚礼,仇怨消泯,尔坡慷慨地贡献出自家宅子做村民活动室。这个花好月圆的结果,就是扶贫干部泽林所有苦心孤诣的努力的最好回报和肯定。
 
  《马腹村的事》不仅写了扶贫干部的难,也写了村干部的难。马腹村的村主任木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早些年的村干部,当的是头人,是真正的领导,一呼百应,利益不算少。现在不行了,要求严,规矩多。当的哪是头人?是孙子!稍不注意,还会惹火烧身。利益?根本就谈不上。机关每天上八小时的班,可村干部不止,眼睛一睁开,就开始办事。晚上回家,水没有喝上一口,又有人找上门来。夜里躺下了,门还有人敲,院子里的狗还在叫。
 
  先前村里的干部,在家里就能办公,还可以种地,可以养牲口,可以做生意,吆五喝六、划拳吃酒也不是没有过。现在不行了,现在村委会才是家,天天有任务,时时要迎接检查。

  待遇呢,少得可怜,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家里地种荒了,牲口少了,有点儿土特产也没有时间送出山去卖,家庭经济日渐萧条。
 
  所以,木惹的媳妇家里地里一肩挑,无法忍受了,满肚子怨气,木惹回家看到的是冷脸。木惹也受不了了,去辞职。乡领导下乡回来还一身泥,说:“天底下所有有责任心的干部,都累。谁不累?上级来调研过几次了,说不准很快就会有村干部转正的政策。建议你考虑考虑。”但是两年过去,转正还是没消息,木惹又想辞职。到村口,被族里老者拦住指着鼻子说:“想当年,我马腹村的汉子,如果战死在疆场,是要检查伤口的!”这话的重量,当地人明白。数千年的金沙江畔械斗不断,战死要验伤口。伤口在前,是迎敌而上死的,家族骄傲,隆重祭奠。伤口在后,那是逃兵,死了也要尸陈荒野,灵筒不能进堂屋。听了这番重话,木惹不可能再退缩。
 
  这是转变作风后农村干部的现状,也是当前良好风气的缩影,村干部虽然委屈,老百姓却是欣慰的。
 
  《马腹村的事》极具地方特色,既写了金沙江畔的民风民俗,也写了金沙江畔人的灵魂底色,而且,还运用了大量的金沙江畔的谚语,比如,勇敢的人穿虎皮,懒惰的人蹲火塘。猎犬有志,不舔别人的洗脸水;穷人有志,不吃富人的剩菜饭。这些金沙江边的谚语,也是千百年来这一方人的精神风骨的概括。
 
  《上坡好个秋》与《马腹村的事》这两篇小说,是对扶贫工作的深度反映,是作者深入生活的产物,其内容虽为虚构,但因生活肌理的细密扎实,甚至使文学的艺术化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读完这两篇小说,对于扶贫干部的工作与生活,差不多体验了一遍;对于农村扶贫内容的明暗短长杂七杂八,也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对于农村的出路与希望何在,也会引发长久的思考。文学对于现实的反映、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莫过于此了。
 
  扶贫是一个时代话题,也是一个文学主题,但它并非想当然地送送扶贫物资那么简单,每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人(包括作家、评论家)都应该追问一句:当我们谈论扶贫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贫穷的本质》是一本关注全球贫穷问题的书,它关于贫穷的某些流行观点,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都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力求得出可靠的结论,中国也是两位作者考察的18个国家之一。该书认为,扶贫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当然,中国的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自有不同之处,但思考与行动,是任何扶贫中都需要的,《上坡好个秋》与《马腹村的事》这两篇小说的诞生,无疑是思考与行动的一部分。《贫穷的本质》一书认为,一个也许早已很普遍但正确的信息,一旦传递并被他们接受,其效果可远远高于捐钱或者捐物。《上坡好个秋》中,张兴祥带着扶贫对象参观养殖大户,请技术人员传授蔬菜种植技术等,都是在提供一种有益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穷人的短视,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文学反映是实践探索的延展和深化,当下中国,需要《上坡好个秋》《马腹村的事》这样的“中国故事”。
 
  彭愫英(白族)的散文《追梦高黎贡山》(3期)也是写扶贫问题,但更大关注点放在致富而非脱贫上,以优美诗意的语言,描写了怒江州扶贫攻坚中出现的致富典型袁开友的美好生活,使扶贫话题上的沉重感一扫而光。
 
  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现实问题,除了扶贫,就是教育了,鲁玉梅(土族)的《藏乡教师陈廷英》(3期)、姚静(彝族)《留在山头的光阴》(3期)两篇散文,都是写贫困地区的教育。《留在山头的光阴》专门写2006年推出的针对西部地区及贫困地区进行的特岗教师政策,又叫“特岗计划”, 可以说是“教育扶贫”。
 
  当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关切乡村的贫瘠问题时,凌春杰(土家族)在小说《指挥一座山》(9期)中,写出了一个“不匮乏的乡村”,它提亮了作为扶贫对象而存在的乡村,其表达也更有文学上的升华意味,令人耳目一新。凌春杰对于农村问题的思索显然更具创新性,当农村人大量涌向城市以致农村空心化成为一种普遍焦虑时,凌春杰以逆向的当然也是假设性、探索性的思维,一反当前普遍存在的人口流动的方向,让到过城市、且不无成功的农村人回归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拔河中,凌春杰站在农村文明这边,努力寻找和凸显农村生活的可取与可贵,比如天高地阔生态宜人安宁舒缓等。主人公张良回到村子后,开了个百货店,生活无虞,同时还能陪伴年迈的母亲。对于农村生活的寂寞,凌春杰也为张良找到了排解之法:用唱歌软件录歌,发到平台上去,打人气榜。这不仅自娱自乐,还让他交到了朋友,精神情感上都有了寄托。虽然周围很难找到合适的姑娘,但远方的姑娘在他心里,也是幸福的。歌曲参与打榜的同时,他也把家乡风物发上去,让外面的人知道自己的家乡,喜欢自己的家乡,来到自己的家乡。“指挥一座山”,就是像一个音乐指挥家一样,指挥山间的雾霭流岚起伏起舞,一种浪漫瑰丽的想象。山间万物被激活,乡村也就被激活,人们的乡村向往也就被激活,新的乡村想象就应运而生。这,是出于对一片热土的极度热爱和惜护。
 
  凌春杰肯定乡村生活的价值,肯定“归田园居”的生活走向,对于乡村的出路,也做了一些设身处地的探讨,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思考是有一定突破性意义的。身为一个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这种探讨可能也是出于对当下普遍唱衰乡村的不甘和反驳,是对“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一种鼓舞性的回击。从长久的意义上来看,农村出路的探讨,可能比扶贫还有建设性意义,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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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然少不了革命题材的作品,那既是“却顾所来径”,也是试看当代风流。这类作品分虚构和非虚构两类,虚构类有小说《一颗黑豌豆》《旋转的世界》《生死无界》《还魂草》,非虚构类有《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刘伯坚罹难记》《平安绣》《落叶掩埋住的青春》等。
 
  吉米平阶(藏族)的小说《一颗黑豌豆》(10期),写已届暮年的一对老革命夫妇,时时穿越到革命战争年代,与解放西藏时牺牲的战友们相遇,逝去年代的故事由此展开。现在,物质生活已是如此富足,甚至富足到令人不安,可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饿死了,只需几颗黑豌豆而已,他们就可以活下来,可是,他们就是缺少那几颗黑豌豆。革命年代的物质匮乏与精神的刚劲相对照,革命年代的物质匮乏与今天的物质富足也形成对照,而隐含的对照则是:今天的物质富足与精神状况的对照如何?这是一个问号,也是一个警醒,如一颗黑豌豆一样,时时顽强地提示着人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怎样走来的!小说细密书写革命年代的滚热的战友情意,包括人与小青马,都是战友之间的手足之情。所以,逝去的并没有消失,他们永远与战友一起活着,活在他们的灵魂中,活到他们的暮年,然后一起苍老。同时,逝去的人对于活着的人,终生都在施行一种无形的监督,使他们慎独,使他们保持着内心的警醒,使他们不会变质。这一颗黑豌豆,就像一颗子弹,深深地嵌在主人公的灵魂中。吉米平阶还进行了艺术上的可贵探索,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一颗黑豌豆》在小说艺术上得到提升,尤其在革命题材的历史叙事中,别具一格,不同凡俗。
 
  益希单增(藏族)的小说《旋转的世界》(10期)写西藏的民主改革,属于“西藏往事”的叙事范畴。它以扎实的史料打底,以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反映,以及对旧西藏各阶层人的心态的精准把控,使小说在沿着历史线索推进时丝毫没有“拘于史实”的乏味感和局限感,使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始终跟着小说行进,因而在同类题材小说中获得超优的审美感受和阅读满足。

  杨莉(白族)的小说《生死无界》(8期),写一个为战友守墓的人,寻找战友李忠的故事。守墓人,守的是战友情,是自己灵魂的忠义。然而他去寻找李忠的过程却蹊跷不已——李忠居然是一个在故乡不存在的人。最终谜底揭开,原来在家乡他不叫李忠,他叫王连中,改叫李忠是因为过继给了一个李姓人家。其实,第一次寻找时遇见的疯女人,就是李忠即王连中的女人。唯独她,肯定有一个李忠的存在,却只是被当作疯话。他们的孩子四岁时死了,女人觉得愧对李忠,疯了,所以,没人知道李忠是谁了。这个故事几乎是因叙述策略而成立的,小说设置了一个圈套,解套的过程撑起了小说的张力。最终,守墓人把女人带回墓园,并娶了她,从此共同守着墓中的战友们,墓里墓外,生死无界。
 
  非虚构类的作品有:那家伦(白族)的散文《我们永远向太阳》(4期),写1950年昆明学生参军,随着共和国欢快成长的激情岁月。苏长仙(壮族)的散文《放歌右江“小平号”》(8期)写百色精神、右江灵魂的革命传承。陶永喜(苗族)的报告文学《硝烟散去忠魂在——“三大战役”主题采访纪实》(9期),写作者对三大战役发生地的实地走访考察,复活往昔峥嵘岁月。胥得意(蒙古族)的《落叶掩埋住的青春》(12期)则写森林武警这支业已退出军队行列的光荣部队的一个分支——大兴安岭奇乾消防队的队员们的苦乐人生,他们不避艰苦,苦中作乐,坚守着那绝世的营盘,那隐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传奇。
 
  卜谷(满族)的中篇纪实《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刘伯坚罹难记》(5期),写刘伯坚1935年从被俘到牺牲的过程。作者具备很强的纪实基本功,参考了大量档案资料,访问了刘伯坚的很多后人和相关研究人员,严谨翔实,深入人物内心,是有灵魂的革命书写。同时,又有着语言的重量和表达的厚度,铿锵得令人心痛和动容,“于未来,他曾无数次憧憬过梦幻般的幸福团聚。如今,却不得不直面毁灭。既然身陷囹圄,纵有九十九个生的选择,为了一个理由——信念,他毅然选择死亡。”从容赴死是因为胸中有坚定信念,这样诚恳的表述,从容地彰显了信念的力量,是主旋律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刘青梅(土家族)的《平安绣》(5期)写婶婶的故事,一个土家族“红嫂”的故事。这其实也是所有为革命奉献的女性的故事,是地母般博大深厚的爱情和母性的故事。土家族女人出嫁时要带绣花丝帕到婆家给自己深爱的男人,这丝帕的含义就是爱情的分量。但是,叔叔牺牲后,婶婶依然在绣着,为叔叔的战友们——那些陌生的亲人。这丝帕中凝聚着深情的重量,带着湿润与光泽,饱满地阐释了军民鱼水情深。诚意,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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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来,各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在新中国的大家庭里发生了什么存续流变与鼎革?现状如何?这自然也是“70周年”专题要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
 
  秋古墨(哈尼族)的小说《坝兰河上》(8期),写为了争夺哈尼人的《牛皮鼓舞》的继承权,乡与乡之间进行着激烈的角逐。而最后,两乡的头人和解,各自拿出强项来合作,共同排练《牛皮鼓舞》,参加“彩云民族歌舞大赛”。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项目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文化遗产的归属继承和发展,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篇小说对此进行思索,并给出了一个符合当下和谐社会理念的解决之道。
 
  杨俊文(满族)的散文《不落的船歌》(8期),是一篇触探赫哲族文化的佳作,有热爱,有震撼。他们和鱼∕挂在一张思念的网上——作者用这句诗来提炼赫哲族作为“鱼皮部落”的内在精髓。写到孙玉民这个人物:打鱼时他是渔民,从船上下来他是作家,而且是赫哲族中唯一的中国作协会员。他的作品不完全产生于案头,有些竟然是出自小小的船头。他还是得意于江水对船体的拍打,觉得这种拍打像是生命的律动,而在律动中跳出的文字,又总是让他感到欣喜与惬意,甚至觉得眼下的江流是文学的流淌,而自己正是这个江流之上的泛舟人——这是文学与生活的多么理想的关系!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赫哲族独创的口头说唱艺术伊玛堪,在作者笔下,都有着悠远的深情以及来自生命内部的史诗般的律动。文化的魅力在于其生命力,发现和写出这种生命力,才能真正抵达它的魅力,以此为路径,这篇散文完成得非常理想。
 
  李俊玲(布朗族)的散文《跳跃的河山》(9期),写布朗族山歌的前生今世。它不仅写出了山歌的内在精神——在空旷的山林恣意释放自我;写出了山歌与世世代代布朗人的生活和劳动的关系;还考据了山歌的种类:“古本山歌”“野山歌”(也叫“花花山歌”、“跑马山歌”),以及后者蕴含的生命野性;考据了对歌的种类:抬爱山歌(赞美与欣赏对方),苦情山歌(幽怨地哭诉),戏耍山歌(彼此打趣玩耍)等。最后,通过一位步入耄耋之年的奶奶级歌手的叹息,留下了对山歌式微的叹惋:老了,我们唱不动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会唱了,都听手机唱了。
 
  以感官的便捷为原则,借助科技的现代化,很多饱含原始生命力的文化形式被覆盖了,而新的文化生命力也不见得能够创造出来,这确实是值得忧心的。而许多文化保护和对民族文化的记录与书写,都不过是回光返照的挽歌。但只要挽歌在,希望就在,如果连挽歌都没有了,那才是彻底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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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感情,也是共和国70年来值得书写的重要内容。
 
  王开(满族)的散文《在皮恰克松地看见了什么》(12期)以一位体验生活的作家、一个援疆干部的母亲的身份,来到新疆的皮恰克松地,深深感受到:皮恰克松地的一草一木于我而言都是至亲至爱的血肉之情。每到一处,总有当地的兄弟姐妹招呼她:吃吧,吃吧。她从这“吃吧,吃吧”的真诚中,“悟出一个游牧民族的慷慨性格”。这篇散文中充满浓浓的爱意和慈悲,而且难得的是,虽然书写的是一个常见的主旋律,却写出了三毛的撒哈拉的味道,意蕴非凡。
 
  杨建军(回族)的散文《离祖国最近的四天》(7期),记叙自己作为一名援助新疆的干部,在中秋节到新疆边境的人家去走访的经历。身在边疆,离祖国的心脏似乎远了,然而,他却感觉更近了:“在离家万里的边疆生活里,有那么几天我觉得自己离祖国很近很近。”是当地人的古道热肠的情感,拉近了“我”与祖国的距离。“远远看见月尔尼沙汗老奶奶抱着盘子,站在家门口看着车路,见我过来连忙招手,老奶奶边说边指,指指家门口的国旗,指指我,又指指盘里的羊肉,把羊肉直往我怀里塞,听不懂老奶奶说什么,我不知如何是好。翻译赶来才明白,老奶奶想说,我是国家来的亲戚,在她家没有吃好,必须要带羊肉在路上吃。”这,是对于民族情感、家国情怀的最好阐释。
 
  黄松柏(侗族)的散文《那年我们去西藏》(7期)写1980年,十一位贵州应届师专毕业生,代表贵州自愿去西藏高原当教师的历程,其中有高原反应的痛苦,更有对藏族同胞情意的感动,还有把知识带到高原的成就感,朴实无华,却有润物无声的情感效果。
 
  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的散文《学做一颗星星》(10期),则独树一帜地写了一位“民考汉”的学生对自己民族以及兄弟民族的反观。“有些地方就完全不一样,不要说不同民族喜结良缘被当成眼中钉,肉中刺,躲避瘟疫一样被族人嘲讽,甚至谩骂。”这种省察,可能很多人都有,但难得见到表述。“竟然还有一些人用‘新疆第十四个民族’这样带有明显贬损色彩的字眼,取笑和挖苦民考汉学生。在这些人看来,‘民考汉’背离民族传统,破坏母语纯正,是瓜地里长出的变种瓜,披着民族的外衣,却不尽民族的本分,不伦不类,因而不能算作维吾尔族一分子,不能代表维吾尔族。”这种直率的批评,虽是不平则鸣,然而也是需要勇气的。作者对于国家认同和母语纯粹性,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不论哪个民族,操何种语言,首先是一个国家公民,学好用好国家通行语言文字,天经地义,丝毫不能含糊。这是国家认同的最重要前提,也是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最坚实基础,没有任何理由抵触和排斥。所谓保护母语的纯粹性,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带有很大的欺骗性、麻痹性。实际上学好汉语获益最大的是我们自己,对维吾尔族来说更是如此,尤其在南疆,一些乡村民族单一,生产落后,日子过不到人前头,其中有一点,就是过不了语言关,走不出家门闯荡世界——所有这些实在话,既是真知灼见,同时也是出于对自己民族的爱之切。这是一篇有勇气的文章。我们需要更多这种“针灸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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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尤为重情重义,情感书写也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专号的题中之义。

  巴音博罗(满族)的散文《大河守望者》(12期)是献给父亲及一代默默坚守的水文人的歌,读来令人痛楚又赞叹:巴音博罗,果然出手不凡!这是一篇有痛感的文字,有父子两代生命重量的文字,在广袤的情感与诗意的视野中铺陈开的文字。它给你锥心之痛,又给你广阔情感时空中的大安慰。立体的情感总是饱满而多义的,你无法层层剥离,只有照单全收,含着血泪与微笑。写诗出身的巴音博罗,注定不会只是贴着地面书写一个芸芸众生中的父亲的生平而已。他是内省而“绝情”的:尽管我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并不亲密和睦,但我血管里的血脉之河总是在夜深人静时告诫我:你那以河为生的父亲正在衰老、逝去,像人世间最后一道夕阳,绚烂而决绝。它是华丽而哀伤的咏叹调:哦,父亲,父亲!带给我苦痛的生命和北方广袤原野的父亲,带给我汹涌湍急的数条北国河流的父亲啊,虽然我俩性情迥异,爱好迥异,甚至是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精神世界里的完全陌生的人生伴旅者,上天却让我们有缘生长于苦难年代同一部家族史的同一根树桠上。就像肯特里奇的一幅画,我们因为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消逝而一起见证生命之歌里严肃而荒诞的那部分,那是真实的,也是爱的另一种传奇——这里面,还可以看出巴音博罗作为画家的特质。儿子是无法选择父亲的,而儿子又是希望以父亲为旗的,当儿子不能以父亲为旗时,那“严肃而荒诞”的彼此见证,似乎也构成了一首满含泪花的生命之歌。
 
  巴音博罗完全突破对父辈歌功颂德的“孝子”模式,冒人子之不韪,勇敢地解剖了父亲,而又与新时期文学中的“弑父模式”不同,他的解剖不是精神上的超越,从精神上,他早已超越了父亲,他要超越的是传统的父子情感的人伦羁绊,他有恨铁不成钢,他也决不认为父亲都是对的。这种不韪是含着不忍的,然而他更不愿意背叛自己,违拗自己,他是勇敢而诚实的,决不做作,也不为习见所绑架。在儿子的眼里:我父亲天生就是个爱热闹,爱开玩笑,哪儿人多便往哪凑的角色,却偏偏摊上一份这世界上最孤寂的工作——水文测量员。我父亲像一条流浪狗一样无辜却安静。我父亲在他外表鲁莽果敢之下又极其胆怯如鼠。作为这样一位父亲的长子,巴音博罗很小就把自己变为男子汉了,父子的权威秩序,似乎很容易就翻越了。当“药是他的口粮,酒瓶依然是他的梦和嗜爱”时,作为儿子,除了弃疗的无奈,还能有什么呢?连恨铁不成钢都没了,他认了:自己无法选择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父亲。但再隐忍的痛也还是痛:我知道父亲的日子快过到头了,空酒瓶像一座枯岛,而父亲是船翻后的一截漂浮的旧船板。对于这样的痛,他是不加保护的,实际上是更深地把自己暴露于痛苦之中。就连对父亲在水文站测流的工作:成年累月守在祖国最偏远也最荒凉的大河边的水文工作者——我也把他们称之为给大河把脉的人,儿子也没有用“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之类的词句来进行抒情,而是赤裸裸地直面本质:我觉得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一种极其可怜的丧失全部生之快乐的生活。人成为一块会喘息的石头,一截会吃饭的木头,人还使人还原生活的本相:苦涩和无奈。这篇刚性的文字,有冷峻的审视,有诗性的悲悯,是一部压实了的涓涓流淌着的时光大书,父亲——那位老水文工程师,就在儿子的文字中,汇入了时间的永恒河流。

  读巴音博罗的文字,有一种高手过招的过瘾感,实际上,他的文本也是采撷了很多高手的灵魂相通的文字,他的丰富和博大是一读便知的。或许,高水平的表达总是容易相通,读巴音博罗的“父亲传”,很容易联想起一些名作,比如,电影《大河之恋》:表现一条河流与父子三人,大河流淌着生命的意义;再比如,电影《大鱼》:表现父子的终于和解,当儿子明白父亲对于过去的浮夸讲述只是保留一生激情的一种方式时,父亲的生命在儿子的怀中汇入了永恒河流。这些似曾相识的闪烁的情感,是一种复杂模糊又坚定的生命交融的父子之情的缩影,它们告诉读者:并非只有歌颂了,你才算写对了自己的父亲。
 
  每次看到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母亲和姐姐,总是被一种古老的情感所浸润。徐晓华(土家族)的散文《优雅的土地》(11期)写瓦屋桥这片优雅的土地上,人们致富以后的美好生活,是一篇清新唯美的田园散文。作者写“金山银山”背后的“绿水青山”,无不是用含情的目光,而又绝非矫情,无论是雨水中的樱桃、洋芋花,还是苞谷苗、莴苣,都带着来自大自然、更来自人心的葱茏的美意。“几个做农活的人,披蓑戴笠打花伞,掏水沟,起苕垄,扯辣椒秧。雨直风斜,雨具起伏,田野就活泛起来……大雨动了屋檐水,哗哗泼在檐下的青石上,溅碎的雨点直往身上蹦,老伯还能安睡,心底倒是宽绰。”当“田园荒芜”成为一种对趋向空心化的农村的普遍慨叹时,徐晓华这样的田园书写,实在是复苏了一种令人尊敬的传统散文的优雅,其笔下正该是“优雅的土地”。尤其最后写到的二姐,是一个向光性极强的人,每一点来自家国的关爱,她都心怀感恩,“一个心怀温暖的人,最能感知世间的温暖;一颗善良纯粹的心,最能感知岁月的花好月圆。”她爱花、爱人、爱人世,她的柔情与温存,都有着极其光明的传达,世界因为这样的女子而明亮。
 
  杨云芳(普米族)的散文《姐姐的新家》(3期),写受苦受难的姐姐,承受饥饿和家暴也不肯离婚,一直不离不弃地把姐夫送到坟墓。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必然对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为妹妹的作者也是如此,然而,她终究又醒悟道:我忘了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她要怎么“争”才好呢。我忘了她为了这个家就没念几年书,她只学会了辛勤地劳动才会有收获,学会了忍让,宽以待人……这就是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很多的“姐姐”,她们平和地承受苦难的馈赠,终生留在原地,而又以柔和的目光注视弟弟妹妹们走向远方。她们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她们以降级的圣母情怀哺育了弟妹,而又不求回报——如传统母亲那样。当弟弟妹妹们翅膀硬了,就自觉有了拯救姐姐人生的权力:虽然我们出自好心,但无形中导致了对姐姐的生活指手画脚,情不自禁地告诉她要这样要那样,虽然没有颐指气使但多少有点先入为主,很多时候姐姐都是被动接受我们的这种“关爱”。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想明白了,姐姐应该拥有她自己的生活,活成她自己想要的样子。当弟弟妹妹们不再是空降到姐姐的生活中,而是跟姐姐一起站在她的田野上、她的家园中,才真正体会到姐姐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姐姐”们面对生活的韧力,实在是看似强大的“弟弟妹妹”们所不能比拟的。她们贡献爱的同时,使自己强大。
 
  宁克多杰(藏族)的散文《母亲》(10期),写一位藏族母亲倔强、正直、要强的一生。她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民族的母亲的缩影,唱出来都是歌,写出来都是泪,然而又仿佛平淡无奇。
 
  除了以上主题,《民族文学》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专号还有一些丰富的内容和内涵。
 
  写新中国70年来的可喜变化。比如,谷运龙(羌族)的散文《变脸》(10期),通过自己不同时期出国所看到的外国人对自己的表情变化,写出国家强大对于个人的影响;马克(回族)的诗歌《祖国,亲爱的祖国》(2期),写共和国的追梦之路;柏叶(彝族)的散文《山寨记》(11期),写彝族村寨的可喜变化。
 
  写祖国壮丽河山,抒无限爱国之情。比如,李炳华(满族)的散文《拾梦澧水河》(6期)、田润(土家族)的散文《茅岩河,土家人的母亲河》(6期),写本乡本土本民族的壮丽山川河流;曾入龙(布依族)的诗歌《祖国,比一枚橙子大》(9期)状写祖国河山之美,充满浓浓的民族自豪感。
 
  写战胜各种灾害,体现国家关怀的。那家伦(白族)的纪实散文《战胜疟疾》(8期)写云南边疆各民族人民有组织全方位大规模地对疟原虫血吸虫展开大决战;韩玲(藏族)的散文《劫难深处》(12期),写对2019年四川藏区的一场山洪泥石流灾害的国家救助与民众自救。
 
  七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各民族的团结、美好、奋进,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底色,也是《民族文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圆满收官的基础和保证。
 
  来源:《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1期
  作者:李美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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