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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第六届散文一等奖)

       南方,一个旅馆的名字。被硬气的高楼堵截在巷子像水蛇腰的城中村,坐以待毙。坐东朝西是它的宿命,照不进阳光和明亮的烟囱里,常年冒着租客们在异乡升起的烟火。

小青

       我拦下一辆从太原路过西安的绿皮火车,九个月前。

       天空很低。锈迹斑斑的铁轨仿佛丢盔弃甲,仓皇后逃。褐色鸟群站在电线杆子上,俯视,灰黄色的山岗。山岗脚下的黄河一路朝东,疲软、乏力,就像把命运押往兰州的我。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我毫无办法。硬座对面的漂亮少妇盘腿看一部韩剧,哭得梨花带雨,她的胸很大,腰很细,内裤粉嫩,脚气熏人。车过渭河,我已睡着,但怀里还抱着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七年前,一封大红书信将我从甘州发往兰州,读中文系。也是绿皮火车加硬座,孤身一人,对面的少妇也很漂亮,但第一次独行的我,没敢抬头看。天色在黎明发亮,到兰州,姐姐领我去学校报到。她是刚考上的公务员,站在路边,狠狠骂我见了学生会干部不点头哈腰。颐指气使,就像在骂一头牲口。我紧跟在她身后不敢哭,坏了轱辘的箱子也好似没有骨气,走路走得毫无尊严。那天雨很大,浆水面难吃,我因为很长的头发,被老师认作女生。

       军训结束后,我结识了中文系的赵诗人、王商人、情圣杜其以及社团刘主席,

       他们都来自兰州以南,只有我的家乡在河西走廊。大二的时候,一碗兰州牛肉拉面涨破了五块钱,大家在学校对面的城中村租了间房子做饭,隔壁的隔壁就是南方旅馆。当时,我在附近大学里结交的几个校园诗人全部牛逼哄哄,每周去黄河船上酒吧聚会,搂着的姑娘都面孔陌生。诗人们的诗歌良莠不齐,但皆有本事把醉酒姑娘抱上南方的床。南方南方,姑娘们脱胎换骨的地方。

       三年前,一路向东南。从兰州再辗转到西安,不甘命运的我,考了研究生。读了一年半,才知道,三年的研究生课程已被砍成了一半,全国的高校,大都这样。父母叫我回来赶紧找个工作,别浪费了青春年华。回到兰州,姐姐再也没有精力骂我,除了是姐姐,她还是别人的老婆和一个五个月孩子的母亲。喂奶,洗尿布,做饭,上班,琐碎之下,她的生活里,逐渐没有我。

       面试了两个职业学校、三家皮包公司,他们众口一词:你很有才华,但不适合职场生活。没找到工作的我在姐姐家蜗居了二十九天,父母说,回家,有个表舅是中学校长,托些关系你去当老师吧。不愿意回故乡的我立即宣布报考了兰州的公务员。

       于是,在一个落日昏黄的绵长下午,我拎着一床被子和一箱子书,成了南方旅馆的19号房租客。那晚没有月亮。我指天为誓:兰州,你必须是我未来孩子的第一故乡。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同来南方旅馆租住的小青,对我说了上面这个故事。那天始知,我们的家乡隔着一千五百一十三公里。

房东
 

       南方旅馆的房东是个年轻的女人。三十多岁,白脸,长发,风骚。

       很多时候,她总是将租客的门推开一指宽的空隙朝里看,诡异、猥琐,明显是盗贼行窃之前探路的风格。就因为门缝中多看了我一眼,无数次专注写作,被她拦腰折断。

       看公共基础知识,写诗和小说,钻研行测以及申论,租住的每个日子,这些事情整齐划一地把我分隔成早晨、午后以及夜晚,像坐牢。唯有中午和傍晚,租客们嚷嚷着在走廊做饭的时候,我才会逃离南方,穿越满院子的油盐酱醋和烟火弥漫。

       旅馆门口左右有两家花里胡哨的店铺。一家是“性福保健品站”,还有一家是“尕妹妹美甲屋”。两家的老板都是南方旅馆的房东,然而,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待在对面装修精致的咖啡屋——她的第三家店铺。

       租客们谁也不确定房东一个月究竟会把多少票子揣进兜里,但大家都知道,房东不是兰州人,身边九岁的女儿正读三年级。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她的卧室出没长相各异的男人,就在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叫床声蜿蜒如蛇,伴着巷子里那个拖长声调的四川口音大喇叭“收——长——头——发”。

       有一天,隔壁18号房里在打架,男的骂女的婊子,女的骂男的龟孙。房东上来砸开门,怒气冲冲吼道,交了水电费赶紧他妈给老子滚蛋。那天夜晚,18号房便成了空巢。房东领着女儿来问我一个生字,依着走廊里的柱子,抱膀子对18号的空床一脸鄙夷地骂道,现在的大学生真不知害臊。

       当然,房东也有另一面——比如,她曾给过我一个西瓜。那正是七月份,门口里来了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乡下男人。爸爸,爸爸。女儿追着男人满院子乱喊。男人答应着,从车里卸下一院子碧绿西瓜。后来我想,那个西瓜和其它的西瓜并没什么大的区别,沙甜,多汁,少籽,颜色鲜艳,但我至今对它耿耿于怀,以至于每次吃西瓜,总会想起它。

       八月,我放弃了公务员考试复习,边应聘到一家出版社做杂志编辑,边复习考研。九月,十月,十一月很快过去,十二月,一月和二月同样如此。年关逼近,女儿在院子里嚷嚷着要回家。想爸爸,她说。房东扔下正刮鳞的鱼,拎着菜刀骂女儿——赔钱货。哭声传来的时候,我正在二楼房子里画画。手一颤,一滴墨刹那间在宣纸上污成一团黑。

       至于那个生字,其实经常在新闻中出现。念莞,东莞的莞。

茉莉
   

       茉莉在一个阴雨潮湿的午后以18号房新租客的身份入住南方。她的红色高跟鞋沾满了泥泞,凉薄黑丝有多处抽丝露肉,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长相秀气的男生,茉莉嫌房小。房东抱着膀子乜眼看她:嫌小,别处去。男生怯怯拉茉莉的衣角,茉莉当晚就安顿了下来。

       茉莉经常坐在走廊里鼓捣手机,嗑瓜子,很多个下午就这样被她一屁股坐成了悠长,再起身时,通常不是月色昏黄,就是万家炊烟。男生隔三差五来一回,每次都提着几包零食,背着墨绿色的画板,他是个画家,我猜。只是每次他来,18号都无一例外地房门紧闭,静无声息。

       见得久了,茉莉也和我主动打招呼。知道我藏书多,时不时敲门来借,她很有礼貌,十个指甲染着十种颜色。一天周末,茉莉尖叫着闯进我屋,冲我尖叫,有蟑螂。她的眼神无辜纯洁。我第一次进18号房,看见,满墙壁肉欲蓬勃的裸体女人油画扑面而来。全是她。我面色羞红地转头,却发现,静躺在床上的蟑螂,已经是一具尸体。

       八月,我出远门去青海旅行回来,第二天茉莉和那个男生去了敦煌。我再一次进18号房是帮茉莉挂蚊帐,裸体油画已经不在,斑驳掉色的墙上,挂满了仪态万千的佛祖和飞天。床上,两盒杜蕾斯扔在乳罩中央,一件粉红,一件豹纹。茉莉告诉我,她的家乡在云南。那个地方,茉莉花开,孔雀遍山。

       九月的一天,已经毕业的大学同学来兰州参加省考公务员培训。吃过了兰州牛肉拉面,我们一起去地下酒吧,酒吧里也有不卖身的小姐,三分钟十块钱,随便摸。我醉醺醺去上厕所,一眼瞥见穿着渔网袜的茉莉被人压在墙壁上。酒,立即醒了一半。上完厕所回来,同学接着和我碰杯,来,干了他娘的少小离家,老大不回。我泪眼婆娑地回应,来,干了他娘的乡音已改,鬓毛未衰。

       就在喝完酒没几天,18号房又传出了男生骂女生婊子的声音。女生低声啜泣,依然静无声。摔门。整个南方旅馆都在抖动,人已经扬长而去。房东听见动静,朝风风火火冲出院子的男生喊,摔坏了叫你赔,短命。

       此后,那个长相秀气的男生再也没有出现在南方旅馆。十月一号国庆节,茉莉推门要我帮她在网上订一张去云南的火车票。我问,回家?她说,恩,家里催着回去订婚。我说,一路顺风。她笑。那一刻,我始知我和她的区别是,我继续背负着一种叫背井离乡的命运。

       其实,茉莉本名叫张洱薇。只是,她曾说,家乡的茉莉,就数开在十月的,最诱人。

薇姐

       薇姐和她的孩子住在南方旅馆三楼,房东答应她,一楼要是谁搬走了,就让他们下来住,说是为了方便她打水、孩子下楼也不会磕着碰着。“你一个女人家,多不容易。”房东用心疼的口气对薇姐说。其实,房东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为了避免半夜才回来的薇姐,吵着楼上的租客。

       比如,午夜十二点以后的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因为薇姐的“噔噔噔噔”而中途夭折;再比如,16号房的那对大三情侣,因为半夜突然而来的“噔噔噔噔”,疯狂做爱,被迫中止。楼梯是钢板焊接而成,悬空搭在二三楼之间。人上去,噔噔噔噔;人下来,噔噔噔噔。

       薇姐每晚十二点才回南方旅馆是不争的事实。她回来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微笑着对最后一位顾客说“慢走”,然后,把烧烤炉子的火熄灭;接着,再将食材和调料规整,菜籽油倒进桶里,打扫干净摊点的卫生;最后,才急急忙忙推着铁皮车,走街串巷,抵达南方。

       薇姐的丈夫在广州——真正的南方。是建筑工地上的钳子工,就像和命运对抗,他卖力地,将每一根附着在十字钢管架上的钢筋,拧弯。他打给薇姐的电话。每月都一样:娃的病咋样了?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薇姐的孩子叫豆豆,五岁半,脸色惨白,安静的像一只猫。

       “23号房的那娃就是这病”,有一次我去交房租,房东指着电视新闻让我看。标题是:春晚福娃邓鸣贺因白血病去世,年仅八岁令人惋惜。我愕然。心,一阵绞痛。出门,想起了大学时期的一个挚友,于二零一一年大年初一去世,享年不满二十四岁。也是白血病。

       薇姐的家乡也不是兰州。小青说,是庆阳,茉莉说,在平凉。其实,薇姐的家乡究竟在哪里一点也不重要。就在今年春节前,腊月二十九,我问薇姐,你咋还不回家?薇姐尴尬地笑,为了给豆豆看病,家里的房子在两年前,就卖了,没家,回不去了。

       薇姐说这话的时候,豆豆坐在三楼的楼梯上看我。我摆摆手说,豆豆,新年快乐。豆豆笑,姐姐新年快乐。惨白的脸,还是没有一丝血色。

老歪

       二楼13号的定西人老歪是一个校园诗人,他的房里每晚都有诗人们喝酒读诗。他们喝二锅头的时候读海子的《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他们喝黄河啤酒的时候读刘东明的《西北偏北》,“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落泪,西北偏北,把兰州喝醉”。

       不止如此,老歪他们还喝古河州和陇南春。青岛啤酒也喝,但又说不如黄河啤酒有味道。喝酒的时候,诗人们大都抽烟,男女平等,人手一支。酒是普通的酒,甚至是劣质酒,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烟一直都是黑兰州,和《董小姐》一样有名,兰州本地价,十六元一包。

       当然,老歪他们也不一定每次都读诗,有时候也读民谣。老歪说,民谣是唱出来的诗。比如李志的《定西》,老歪经常读。赵雷的《画》,老歪说这是全中国最牛逼的民谣。至于姬赓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和尧十三的《咬之歌》,五音不全的老歪在诵读时甚至会忍不住哼唱几句。

       开始的时候,老歪有那么几次总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诗酒会,理由是我也是一个诗人。我立刻受宠若惊起来,甚至沾沾自喜。但随后想到那好几个G的诗稿不是被关在暗无天日的U盘里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被流放在投稿的路上杳无音讯,一想到这里,我就面红耳赤。但老歪说,太俗,你太俗。

       的确,同样漂流在外,同样写诗,老歪以及老歪屋里的诗人们,似乎从来没考虑过为自己的诗歌安家。听他们弹吉他喝啤酒吹牛逼的时候,我总为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女青年而惭愧。我这样想的时候,老歪就开始佯装醉酒,搂着自己左右的女诗人叫嚣:人生得意须尽欢,就让傻逼去心酸。

       老歪总说,“孤独啊孤独,这孤独将我吞噬”。其实,他有什么好孤独的呢?既没到为生计发愁的年龄,身边也从来不缺女人。我教训老歪,你能不能不要矫情。老歪反驳我:独在异乡为异客,这份孤独你懂不懂?我闭嘴,渐渐淡出老歪的诗歌圈子,为努力复习考研而奔波,努力撕去社会女青年的标签。

       记忆中,那个季节的雨水真多。又是一个雨天,我从图书馆复习回来,看见巷子里被围得水泄不通,在打人。血水顺着雨水从人群脚底的砖头缝努力往外爬,我凑进去看,被打的是老歪。老歪的身上滚满了污水,蜷缩,抱头,嚎叫,井盖还上躺着他的一只泡沫拖鞋。

       老歪折了一只胳膊。但他没报警,也没有报仇。小青说,老歪用微信约炮,被姑娘的男朋友发现,叫了一群人堵在巷子里,挨个往他头上撒尿,死里打。

       从此,南方旅馆13号房里,再也没有搞过诗会。安静下来的老歪,沉默的像一只空酒瓶。

二飞
 

       3楼21号的二飞,一天的时间通常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五点到七点,骑三轮车帮菜贩子送菜,赚三十元;八点到十二点,在肯德基做服务员,赚四十元加一顿午餐;下午两点到六点,在火车站卖报纸,一份赚五毛;晚上七点到十点,带两个家教,一个在西站,一个在十里店,一小时二十元。

       如果不出意外,二飞一天稳定揣入腰包的人民币是一百五十元左右。不出意外,也就是说,菜贩子有菜让他送;去肯德基,他没迟到也没早退;卖报纸,城管不会来干涉;上家教的孩子,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安排。这五份工作,就像二飞的五台取款机,哪一个出现意外,他都损失惨重。

       比如,九月初三的那一天,二飞骑三轮车出巷子,正好轧上了九月初二晚上,不知谁摔的啤酒瓶玻璃碴子,菜没送成,三十元流产;比如,九月二十八的上午,二飞盘子没端稳,把可乐泼在了一个女人的白裙子上,被骂“瞎了眼”后,经理顺便扣去了那一杯被泼可乐的钱,八元。

       再比如,十月中旬的一天,一个戴墨镜的男人一次性买了二十份报纸,二飞原本能赚十元,但高兴过头的他,没注意那是一张一百元的假币。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十一月,西站的孩子生病五天,家教没带,损失一百元;十二月,手机被偷,再买,最便宜的二手诺基亚,也要一百三。

       赵二飞,男,二十三岁,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学位证上显示他的专业是应用化学。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不找正经工作。我问二飞原因,他反问,你知道我的缺点吗?我摇头,他说,缺钱。谁不缺钱呢?我想。小青缺,茉莉缺,薇姐缺,老歪缺。马云不缺,但马云不住在南方旅馆。

       元旦放假,二飞也休息。我们一起聊天,说起家乡,他说他就是兰州本地人,在阿干镇。我知道这个地方,明代洪武年间,阿干镇就开始开采煤炭,那里是黑色金子的海洋,它的采煤路线就像毛细血管,从东往西,由北到南,撬开地面,掘出心脏,给兰州脉搏的跳动,输送了几个世纪的温暖。

       但喝醉了酒的二飞说他不喜欢阿干镇。他说,你知道烷烃、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硫化氢、二氧化碳、氮和水气吗?我说我不学化学。他说,那你知道瓦斯爆炸吗?我点头。他说,我父亲就是死于瓦斯爆炸。小青又对我耳语,二飞的母亲常年在深圳做保姆,听闻丈夫死后,顺便第二次将自己出嫁。

       今天,二飞还是一天打三份工,带两个家教。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早点还完两万块钱的助学贷款。正经工作一月两千五,他现在,一个月保底能挣四千。

小枣
   

       从工作性质上讲,小枣是一个无业游民。其实生活在兰州城的很多人,都是无业游民,但无业游民这个名字不好听,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自由职业者。经常穿着一件草绿色短袖的小枣,就是一个自由者业者。自由者业者小枣白天睡觉,晚上看电视、打牌、串门,逗院子里的八爷。

       八爷是一只流浪狗的名字,它在一个深秋的午后误入歧途。小枣说,嘿,这家伙长得真像我八爷,于是,八爷就成为了南方旅馆的第33位寄客。小青说,他羡慕八爷,不用交房租,不用担心粮食,吃饱了睡,睡醒了玩闷了,溜出去随便调戏巷子里的小母狗,不用考虑安全和道德法律问题,多好。

       但小枣并不赞成小青的想法。的确,他也吃饱了睡,睡醒了玩,从没听说他挣钱,但似乎从来不为钱发愁。甚至有那么一次,两个陌生女人污言秽语,闯入南方,在院子里互撕头发,双方都坚持说小枣才是自己的男朋友。自此,南方旅馆的女性基本都不与小枣说话,除了房东。

       老歪曾私下里说,房东和小枣有一腿,他亲眼看见的。老歪的原话是:“有一天凌晨两点,我起来去上厕所,看见房东穿着睡衣进了小枣的房子,我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她意犹未尽地出来。”小青说,意犹未尽,这个词语用得恰当。老歪得意无比:诗人也不是谁想做就有本事做的嘛。

       其实我并不十分信老歪的话,总觉得那是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主动给房东拧衣服、搬煤球、重装电脑系统不止十回八回,但除了“谢谢”并无所获。再说,小枣看不起他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杀了八爷煮火锅的那次,除了老歪,小枣几乎邀请了南方旅馆的所有男性。

       对于小枣杀死八爷煮火锅这件事,南方旅馆的爱狗人士气愤到极点,有人说小枣是畜生,有人立即反驳,小枣畜生不如。老歪也骂:连自己的八爷都吃,真他妈辱没先人。我知道他并不爱狗,就像房东也不爱,但同样骂小枣,房东骂小枣,是因为南方旅馆的爱狗人士联名要求赶走小枣,这个人渣。

       小枣离开南方旅馆的时候大雪落满了兰州城。欠了两个月房租的他,对房东说自己家就在西固区,押了身份证,回去取。后来,春风吹化雪水,都淌进了院子,但小枣始终未归。再以后,警察拿着一张身份证找上门,问我们认不认识这个人。

       上面写着:张小龙,男,汉族,1996年6月3日,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黄家铺乡寨子村。警察说,犯罪嫌疑人张小龙因涉嫌诈骗,身份造假,入室盗窃,已被公安机关拘留送审。照片上的小枣,眼睛明亮,胡须青涩。

殷红

       没有谁,会跟门口菜铺里的那个甘谷女人讨论,兰州的韭菜,为什么会比自己家乡的韭菜贵一毛,西红柿贵两毛,黄瓜贵五毛。仿佛是流水作业生产线上的一大批同型号零件,大家在蔬菜店里做出的动作,也出奇一致:挑菜,装袋,付钱,走人。整个过程,木讷,寡言。

       出南方旅馆,左拐,往前走十来步,一个叫做“红姐菜铺”的水泥小房子里,我经常看见她在和面。菜铺兼卖面饼,大的一张两块,小的一张一块五。面饼几乎和水泥房子的墙皮一个颜色,白里透黄,潮湿,能渗出油渍。墙上粘着她的营业执照,缺了一角,有效期已超过七个月,法人代表叫殷红。

       严格地说,殷红并不属于南方旅馆。因为她平时吃住都在“红姐菜铺”,在菜铺里洗衣服,在菜铺里看电视,在菜铺里给小孩辅导作业。唯有她男人留下来过夜时,他们才会回到南方旅馆2楼20号,那个基本没有什么人情味儿的房子。20号很空,空到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两个枕头。

       小青说,殷红是个寡妇,丈夫酒鬼,喝死的。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一切酒局,沉醉在文学和书画世界里自娱。直到某天,看见殷红领着那个男人经过窗前,若无其事般地。我突然想起了二飞死去的父亲,心头一揪,五味陈杂,扔下毛笔,下楼卖酒。

       因为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不在“红姐菜铺”买菜,即便要多走百来十步,穿过“麦子包子铺”、“火龙麻辣烫”、“枫林晚旅馆”以及“老钟裁缝店”才能到达更远的“刘英英菜铺”,即便那里的菜比“红姐菜铺”的还贵。

       为此,老歪批评过我:人家睡人家的,关你鸟事?是呵,人家睡人家的关我鸟事,我哑口无言以对。之后,我继续沉醉在书画世界,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不问红尘。直到某个月上柳梢的夜,看见殷红被暴打。像踢牲口一样,殷红被她男人酒后踢下楼梯,滚到院子里。披头散发,面目狰狞,血流不止。

       此后,她男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南方旅馆一带。有时经过“红姐菜铺”,我依旧会看见殷红在默默地和面、洗衣服、看电视、给小孩辅导作业。还是若无其事般地,神情像极了曾经那个夜晚,领着她男人经过我窗前。

       有一次,朋友来找我玩,做大盘鸡。肉在锅里等辣椒,我匆匆下楼,一头扎进“红姐菜铺”。亲眼目睹,她扇了隔壁“麦子包子铺”家的小孩一嘴巴,骂道,我日,回去告诉你家母夜叉,她才养汉子。浓烈的甘谷话,像炸弹一样。

       其实,那日的大盘鸡并不好吃。辣椒太辣,也像炸弹,我的胃,翻江倒海。

董小姐

       就像把阳光锁在夜里,董小姐也常把自己锁在三楼30号。生活的规律,决定她如此,昼伏夜出;而我,也很规律,早出晚归。往往是她下班,我上班,她打着哈欠,我也打着哈欠,她上楼,我下楼她慢悠悠,我急匆匆,照面,微笑,互相礼貌地让路。陌生人之间 ,仅此而已。

       我一直说,董小姐是个传奇。这里的传奇是特指,特指董小姐的人体器官以及由人体器官所引发的悲剧。悲剧的开端源于一张嘴巴,董小姐的嘴巴——

       嘴巴,是董小姐所有人体器官中最满意的地方,因为,董小姐没为它挨过疼。董小姐最不满意自己的下巴,这不仅仅是因为董小姐曾经允许残暴的器械,锯断过自己的颅骨,更重要的是,手术过后,它竟然还是那么拧。为此,董小姐差点把自己那双被无数把刀子、钳子和镊子美饰过的眼睛,哭瞎。

       哭的时候,董小姐并不敢放肆咧嘴,否则,她的脸就歪了。这么多年里,除了扔出一摞一摞的人民币,把自己的鼻梁和锁骨垫高以外,董小姐的一切似乎,都在往下跌,比如,眼袋、血压、乳房、社会地位以及嫖资。

       没错,董小姐是个小姐,官方说法是失足妇女,但董小姐不甘心做失足妇女。据说——只是据说,董小姐曾私下里报名参加过选美大赛,可还没有进决赛董小姐就被淘汰了,理由好像是组委会怀疑董小姐的处女膜涉嫌伪造。但为了改变命运,董小姐又报名参加了某电视大型相亲类节目。董小姐想钓个金龟婿,但男人们都嫌董小姐胖,于是,董小姐只能咬牙去抽脂。

       瘦下来的董小姐成了细腰美女。她依然混迹于各种酒吧、私人会所和KTV,风生水起。但不久,董小姐就觉得胃里恶心,之后,董小姐的脑仁开始发麻,接着是心脏绞痛,小腿抽筋,牙齿打颤。房东打120,宽阔的救护车开不进巷子,抬担架时,我还搭了把手。几天后,医院通知家属领人,因为无法联系到董小姐的家属,房东只能顶替。医生说,董小姐因为抽脂,变成了弱智。

       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整容案例,登过报纸,上过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夜里翻看新闻评论,五湖四海一片骂声,脑残、傻逼、活该,说什么的都有。我第一次感觉新闻离南方旅馆这么近,像是造假,恍如隔梦。

       后来,董小姐死于一场意外,因为姿色。午夜出门买麻辣烫,被一群混混奸污,横死。

       南方旅馆的主人,姓耿七十多岁的老头,兼开花圈店,糊的一手好纸扎。火葬那日,糊了一个蓝色童男挂在墙头,不知道是不是为董小姐配阴亲。我出去买了一包兰州,烧在黄河。

       董小姐并不姓董,只因我见过她抽兰州。我知道,我祭的不是鬼神,是陌生人。

耿爷

       如果院子刚好把阳光圈住,耿爷最爱干三件事情:晒暖暖,吼秦腔,烫老酒。

       通常,耿爷咂一口老酒,吼一句秦腔,吼一句秦腔,咂一口老酒。老酒时常被耿爷咂得滋滋响,秦腔就串了味儿,破锣嗓子,吼出来像骂人,但耿爷爱吼。《火焰驹》《锁灵囊》《三滴血》,我不爱听戏,也记住了名字。

       吼几句,耿爷也不忘把屁股下的小马扎往向阳的地方挪。人老喽,腿不灵便喽,耿爷边翻晒两条寒腿,边冲我喊。我在二楼走廊里支起躺椅看书,浑身温暖,骨头发酥。初夏的午后,太阳正好处在天空中央,南方旅馆的阳光,尚没有被周围高楼的影子所侵略。世界平等、温暖、和谐。

       这个时候,我是不用理会耿爷的。其实耿爷并不能喝只是爱,和吼秦腔一样。七十多岁的人,喝一点,就醉。醉了就开始骂骂儿子,骂女儿。骂完了就开始哭,伊呀呀呀,像他吼的秦腔,难听要死。他有什么好骂的呢,儿子是公务员,女儿是教师,都住城里,每周必来看他。
      
       儿子说,搬走吧,去城里;女儿说,去城里,搬走吧。但耿爷偏不理由很简单,这是家。耿爷说,他爷爷住这,他爸住这,他也要住这祖宗牌位都在,他不走。城里,那是城里人住的地方。这里,是家。儿女每劝说一次,都无效,叹气,放下一摞钱,走人。耿爷拿去全部买酒。

       不喝酒的时候,糊纸扎就是耿爷的日常生活。羊肚,仙鹤,童男,童女,花圈。近些年又翻了新花样,楼房,手机,汽车,金银元宝,甚至二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门古老的手艺,与亡魂有关,与鬼神有关,与天堂和地狱也有关。当然,它也被赋予了其它称谓,比如封建陋习,比如迷信思想。

       但耿爷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在做善事,积阴德。他相信人有三世,万物因果。但南方旅馆也有不少人谨慎避着耿爷,说他一身鬼气,身披阴风,不寒而栗。被拉着喝过几次老酒后,我逐渐不怕耿爷。他中年丧妻,儿子女儿一手带大若没有糊纸扎的手艺供他们上学读书,他预测到,儿子必定在这条巷子里开麻将馆,女儿,毫无疑问是南方旅馆的房东。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耿爷其实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而已,跟鬼神无关,跟亡魂也无关。

       只有在假期,外地上大学的孙子、外孙女来的时候,耿爷才会换身新衣颤颤巍巍走出阴暗巷子,去城里。谁都懂,在南方,除了他,我们都是客居。

离开

       后来,经历了辞职,看老歪死性不改地又带不同的姑娘鬼混,写小说,画画,喝酒,聚会,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站在窗前,越过南方旅馆附近那片灰蓝的水泥屋顶,向周围那些硬气的大楼望去。五月的一晚,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我心血来潮,喝得酩酊大醉,在南方旅馆的院子里,大哭大闹,大唱大笑,出尽了洋相。第二天,我就搬离了南方旅馆。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有一次,很偶然地,在大学城的街上吃饭,我遇到了小青。他说,他还在努力复习考试;房东的老公来大闹过一次,得了些钱,走了;薇姐的烧烤炉,几天前被城管砸烂,她哭了一夜,现在一家饭馆洗碗;至于老歪,又骗姑娘约炮,这次对方的男朋友一次到位,老歪被打成了残废,抬回家去了;二飞还那样,为了还助学贷款,早出晚归;殷红又找了个男人,貌似快结婚了;耿爷,经过孙子和孙女的一番劝说,终于答应搬去城里住。

       我问,豆豆呢?小青一直沉默,深深的沉默,空气像被冻住。就在我们分别时,他突然说,豆豆情况很不好,在化疗,头发全部掉光了。

       后来,小青走了,我也走了。我走在路上,抬头,发现兰州这座城市的天空出奇的低。这让我立刻想起了南方旅馆的天空,那里的天空也很低,被周围的高楼紧紧箍着,那么低,那么紧,好像,风一刮,随时都有可能下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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